欢迎访问龙志网
 
 

地方志编纂的文化生态观

2012-08-31 14:33:36 阅读次数:

 作者 尤岩 

    文化,从广义上看就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是指一个地方共同体群中发现的文化规则的聚合。文化是导向某种成果的累进运动,文化是过程,文明是成果。人类及其文化生态是双向同构关系,人创造环境和文化,也受其影响。文化是阳光,是土壤,是水,是养分,是地方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方志编修工作的出发点和支撑点,已经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大文化的范畴。对社会进行一种理性的判断,以更广大的文化心胸,去适应外部生态,精心培育内部生态的良性延续成长,应当成为我们的重要课题。
    一、昔日的光荣与现实的挑战
    1.地方志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播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切片,一个因子或者元素。被称为“有清一代唯一的历史学家”的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也”。中国是个史志大国,传之久远的经史子集、方志野史、奏疏文牍、笔记小说等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传世的方志就有8500多种,11万多卷,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强。新编方志也已达5000多部(卷)。
    方志的辅政资治、教化、存史功能及其学术地位曾经受到长期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在科举制度下,莘莘学子熟读四书五经包括国史才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员序列,而担任地方官员者,地方志无疑是其熟悉地情、进入新角色的必读课本。修志和收税、断案,是为官一任的重要工作。所以,旧时地方志在辅政教化等方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近代方志理论的变革和成熟,与清代乾嘉时期学术兴盛不无关联。
    2.当代地方志定位之难在于,一是地方志的学术地位。第一轮修志存在的“一部书”主义观念和操作的局限,使得志书著述性、资料性两不落实,方志学至今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学术界的一员。二是目的和功能。现在,一方面,地方志的文化传播强势地位已经一去不返,各种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甚至出现“博克”这样的个人媒体。比地方志更快捷、便利、生动、丰富、深刻的媒体大量涌现,迅速占据了时代的有利地形。进入读图时代的民众,更需要便捷可口的读物;存史有档案馆和信息中心;在重大决策方面,经济学家的作用已经代替了史学家和文学家。另一方面,因为社会进步,政治、社会的观点和价值尺度发生相应变化。以前一些家庭、个人的小事,如就业和劳动保障、生育、娱乐、教育等,成了国家大事。民众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也在弱化。这无疑对方志现实存在意义和价值提出了挑战和诘问。的确,一方面是史学研究成果和新方志的读者群在流失;一方面是许多历史剧叫座,历史小说发行火爆。这相互矛盾的现象说明,各类历史和方志著述不能很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如何使地方志的价值和功能得到充分展现,是我们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3.地方志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品种,不管当今是否依然合时宜,都是千百年进化的结果,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不能轻言丢弃。我们认为,地方志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前景,基于: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保持文明的独特性才是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一个地方的历史是民众实实在在的生活行程和共同记忆,而回溯历史是人类与生俱有的愿望,我们就是通过古代文字传递的文化信息了解历史。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消费生活的扩大,这种情结又向纵深发展。当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祖国大陆期间,伴随着央视的连续报道,那《乡愁四韵》拨动心门的旋律,是多么切合这次访问的文化寻根意义。
    因此,历史虽然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但与现实却又一脉相连。文化心态的分野不是决绝的,对区域历史的解读、阐述、表述,均受到当前的意识形态和人们的认识水平的影响,“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明历史文化记忆和区域文化精神的一脉相承。把握好这一点,地方志是会大有作为的。
    第二,新一代的方志文化传承主体,较之首届修志队伍,至少有许多利好:一是拥有了新思想、新知识、新信息、新眼界;二是由于技术手段的进步,地方志的载体就比首届修志更为丰富,方志书、地情数据库、电子版、年鉴、地情书、网络版,扩大了地方志的工作空间;同时,首届修志让我们拥有了地方志从个体和小群体编修,到政府主持下的群体协同作战的经验。
    二、地方志外部生态的变化发展
    我们正处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第三次历史巨变。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后现代信息技术社会。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不仅要由古知今,还要由今知古。“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的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历史研究不能画地为牢。”
    李铁映在全国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修志必须及时反映时代的特点,“今天的志书,要反映时代,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变革。”在全国第三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他又强调,“地方志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当代人的史诗和记录。”
    1.相对于史学,地方志更多地指向当代。“当代人修当代志”,它记载当代生活图景的横剖面。但是,现实和传统也是无法分割的。人们今天见到的当代文明,大抵是一座金字塔灿烂的塔尖,只有在对支持文明的塔基有了充分了解,人们才能真正完整了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真谛。
    笔者认为,对于穿过岁月的流逝而延续至今的高度复杂的传统,分析和评判都要十分慎重。“比起漫长的历史,比起我们全部祖先的智慧的凝聚,任何一代人的智慧,其实都是沧海一粟,因此,对于传统,明智的态度就是保持审慎,保持足够的同情和敬畏,因为它是当下人们有价值的生科学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跟传统不分彼此,传统就在我们的行动中,而非存在于我们之外,对过去进行一刀切的终极判断不可取”。(《南方周末》2004年9月《我们有判决传统的能力吗》)历史像秋千而不是风筝,总有股无形的力量牵制你,你荡过去的幅度有多大,相应地荡回来的幅度就有多大。从六、七十年代打倒孔老二,到20年后的山东曲阜高规格祭孔……再到最近河北沧州育红小学在学生中开展行孝教育,将古代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图”贴进了校园……一句话,我们必须敬畏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们应当冷静、理性、坦然地面对传统文化的一切,从中鉴别、汲取和扬弃,重建已经部分丧失了的文明传承的理性态度和能力。虽然对根系的挣脱的欲望才使树木得以成长,但是不能经断纬裂,变成断线的风筝。
    2.文化的芯,生生不息。随着人类生物进化的脚步的放慢,文化的成长则不断加速。世界时代的四个文化域,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信息文化,正在发生的变迁包括自然与社会环境、科技文明、数字化生存、地球村、思想解放,正在,也必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我们的身心,重建我们的思维框架。
    任何民族都必须立于先人创造的文化根基之上,才真正谈得上顺应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自新”。在千年的欲望一瞬间爆发的时代,需要用古老的智慧,用文化结构去支撑和应对社会与人心的变迁,从前人那里继承的文明成果,慎重地创造、创新,而将这种创造和创新传承给后人,这是地方志应该承担的历史任务之一。
    3.从新闻传播理论的角度看,传播媒体是守门人,也是了望者,地方志也不例外。在一日千里的变化面前,我们从理论到实践似乎并没有来得及完全做好准备。
志书在过去虽然充分体现了经世致用的价值,但当前的世界却不能以旧态来重现。随着社会生活和科学的进步与分化,以前那种几个上通天文、下识地理的文人就可以编写志书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李铁映同志认为,志书首先是服务当代人的,自然应当以当代人的社会实践和需要作为标准。只有对当代人服务好了,后代人才会从用志的过程中加以总结。有用处才能有价值,怎么能离开时代的精神、当代的理论和指导思想去纂修一部反映当代人事迹的书呢?我们把地方志叫当代书,不叫当代史,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史志”,是记述当代人各个方面实践活动的,是当代人思想理论体系的表现。区域文化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绝不是简单割裂的关系。对于新事物,方志界同样也应当采取直面观察、宽容和包容、理性分析的态度,才能担得起传承先进文化的责任。
    三、地方志事业的前途
        ——内部生态的培育和良性成长
    孔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文化事业文化成果有史以来就是一种湮没与反湮没的关系。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是极其严格而公正的。
    1.由上而下就是让地方志贴近民众,贴近生活。
    方志学在学理上的变革,早在20世纪初的新史学运动中就初见端倪。梁启超在抨击旧史学为帝王服务的同时,提倡史学工作者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李大钊认为:“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他们都把人生的变迁和国民生活的历史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以人本主义的历史学作为治学和著述的理想。
    笔者认为,史学研究与方志编修主题和视角的转换,对吸引读者的兴趣有着重要的意义。孔子和司马迁,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位开创者,自两位伟大先驱者以来,不但针砭人心的“春秋笔法”受到认同,而且描写心理活动的近乎文学的手法也受到推崇。历史叙述变成道德寓言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特色,如果说是浓厚的文学色彩,莫如说有着无法逃避的道德热情。所以说,文史结合、寓褒贬于记述中,是中国史学领域的优秀传统,而史学理论正是方志学的重要源泉。
    思路决定出路。和史学一样,方志也是人学。省作协赵恺主席认为,“优秀的方志记载心灵,平庸的方志记载事件”,我们生活的地域,是有生命、有智慧的综合体,事物的发展又具有多样性的情节性,完全可以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写出有声有色的雄文华章。
    历史,也一样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各种历史书籍至少经过了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伦理和历史编纂原则等几道筛子。这就需要我们运用想像力和观察力,找那些被省略的、被减去的,然后通过想像力来重建历史的原来面貌。柯林伍德说过,“历史就是按照大量材料,想像古人的心灵活动”,当然,大量可靠的证据才是我们确定历史想像合理性的基础。
    2.由内而外,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指导修志实践,更好地体现地方志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我们知道,其实在文化进程与地域空间的交互作用下,方志的内容结构和形式体例应当与社会互动和对应,使地方志的地域性产生新的特点,呈现为空间概念上从地域性到广域性的变迁。
    关于理论视野的拓展和变迁。朱士嘉先生认为,“地方志是以一定体例反映一定行政单位的综合著述,它等于地方百科全书,也是一门边缘学科。”也有些学者对于方志的定义,提出两个标准,其一,方志“地志之历史化”,其二,方志为“历史之地志化”。在此之前,方志理论经历过地理派、历史派到史地派的变迁。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的进步和变迁加剧,地方志的外延进一步拓展,出现百科全书、文献、古今总揽等定性,要求详今明古,包含著述(地方史)、著述与资料结合(三级志书)、研究(理论、调研)、资料文献(地情书、资料长编)、信息(年鉴、数据库)等多种形式,可见方志的性质、体例决非一成不变。
    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包括对内开放的进程的加快,地方区域与外部区域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互动影响更为深远。这种联系包括从政府友好城市、派驻机构、经济科教文卫合作交流、台办侨办外事)到民间(旅游、就学、就业),从广义到狭义,包括经济与市场、文化、社会、地方国家公共事物、人才的区域间交流、往来、分工与合作。
    过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甚至文化现象,往往和一个地方密切相关,而如今,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经济全球化、加入WTO等,大大地改变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并使得信息得以全球共享的同时,也打破了志书的原有“疆界”;而区域合作交流、人口迁徙、民工潮等主体空间的流动,也是地域性发生悄然变化的动因。纯粹的单一的地域文化,大概只有在一些古老的偏僻的村落,或者受到保护的区域才能得到相对完整的保留。在保证三级志书的编修之外,逐渐改变条块分割的编修方式,以及一本书主义的编修观念,除了进行山水志、行业志的尝试之外,我们的眼光可以放到沿江、长江三角洲、氏族大家、文化群体等等。因为,行政区划的空间是僵化的,是纯粹物化的,从这样单一的空间,其实可以衍生出抽象的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人文和地区就产生了双向互动的关系。每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其实都不是一个封闭的场,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迁移、合并、拆分、融合、碰撞、变革等等,然后才形成比较明确的区域或群体文化特征。
    3.由表及里、虚实结合,就是进一步建立地方志的学术规范和概念体系的同时,允许进行记述方法的多样性探索。全国第三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李铁映同志强调说:“新一轮修志就是要推动一批符合时代要求,具有很高科学水平,重要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志书,使修志真正上升为一个科学体系,把修志真正当成一门学问和学术来做。一本好的志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一部学术著作。”“是当代人记述当代事的一种学术事业和文化事业。”
    全省地方志第四次工作会议报告上,又提出应当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总结新编地方志的宝贵经验,概括、提炼、升华出新的理论精华。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不同观点标新立异。要根据当前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吸引各个学科的新方法、新发现,不断完善新方志理论。这样,我们在区域历史文化的探索研究方面,才能取得高层次的成果,赢得更大范围的尊重。
    根据清华大学CNKI工程数据,1999年从各国重要期刊统计,有关史学论文有608篇,中国占201篇,这也就是说,这一年中国发表的史学论文几占全世界史学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地方志却始终没有作为一门比较独立的学科而存在。
    其实,志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史学。从特立独行的章学诚开一代风气,到民国史学大师的丰富完善推进,再到老一辈的志坛诸老和学术前辈,包括傅振伦、朱士嘉、来新夏、黄苇、魏桥,当前的梁滨久、黄勋拔、王志邦、徐刚毅、荀德麟……,他们以各自的信念、见识和专攻,使地方志向告别剪贴式的准学术风格方向努力。
新一轮方志编修上马之际,我们对新旧知识的占有量需要不断加大,要注重已有知识的运用和拓展,更新和提高。应当加强基础理论修养,吸收政治、历史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的精华,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的营养很有必要。史念海先生认为,方志学今后的发展,应该配合利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趋势,横包自然与人文。而葛剑雄先生则认为,地方志除了重视社会现象的记录,还应当注意自然现象的调查和记录。
    华人文化圈内,有许多拥有世界眼光和格局的历史学者,诸如黄仁宇、唐德刚、史学新锐吴思(《历史的潜规则》)、袁伟时(《帝国落日》)等角色,不仅保存历史文献,也保存民族和区域文化的精神价值,使地方志具有文献(知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价值。
    5.在方志理论方面,短期内不易取得质的飞跃,但我们可以做到量的积累,搭建从传统到现代,从量变到质变之间的桥梁。龙应台先生介绍说,德国一个小小的乡村都有十多个古迹,三个表演厅,十多个画廊,有专门的旅游文化课。乡民举办自己的音乐节、艺术节,写口述史。美国奥克兰市,一座仅仅200年历史的城市,其图书馆馆内的陈列活脱脱是部长长的历史叙事诗,而在江苏方志界,比如《扬州史志》已经成为口述史学的一个重要阵地;苏州市志办的《苏州历史文化丛书》、《老苏州》系列画册,一次又一次带给我们希望和感动。
    简言之,我们正处于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的时代,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后工业(信息技术)时代,更加需要修志者眼光的前瞻性、胸怀的开放性。只有构建多元的方志文化体系,建立机制创新,呼唤文化英雄,才能更好地完成文明的传承和时代文化的建树,才能把地方志真正做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