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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与女中

2017-06-13 16:45:04阅读次数:


    1927年秋,进入青春期的张乃莹(萧红)告别呼兰河和后花园来到哈尔滨,开始了她的中学时代。

  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简称东特女一中)位于南岗区邮政街135号,坐落在市中心一处环境优雅的俄式民宅区中,前身是私立从德女子中学。从德女中校歌唱道:“从德兮,松江滨,广厦宏开,气象新,学子莘莘,先生谆谆。莫道女儿身,亦是国家民,养成了勤朴敏捷高尚德,方为一个完全人。”从德,乃“三从四德”之谓,是中国古代社会规约女子行为的标准。单就校名就透露出浓郁的迂腐、老旧之气,但校歌却彰显出新式办学理念,强调女子参与社会,传达培养女性“完全人”的理想。
  乃莹入校时,东特女一中已是远近闻名的名校。学校分初中、高中两部分,学生来源丰富庞杂。有的来自豪富之家,也有的家境很一般;有走读生,也有寄宿生,学校备有200张床位供寄宿生使用。
  校长孔焕书是一位年近30的独身女性,毕业于吉林女子师范学校。她治校非常严格,学生除节假日外不许外出,不能随便会客,外来电话须由工友转告。学生凡有来信,除未婚夫外,校方都要拆封检阅。因而,校方对一些学生的未婚夫亦了如指掌。
  在萧红自己的文章里,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位孔校长的明显不满和厌恶。而学校的这些规定亦非孔焕书独出心裁。实际上,东特女一中的巨大声名正得益于孔焕书比较先进的办学理念和许多富有力度的举措。她非常重视师资建设,聘请了一批富有学识、思想新锐的老师,如毕业于上海美专的高仰山等。孔校长先进的办学理念,更表现在对女生体育的高度重视上。学校体育设施齐全,有很大的操场,冬天给操场泼上水就成了天然的滑冰场。田径、篮球、网球、舞蹈操、划船等等都是常设科目。由于有像毕业于上海两江女子体专的黄淑芳这样高素质的体育教师任教,东特女一中的体育当时在全国名列前茅。孙桂云、王渊、吴梅仙、郭淑贤、刘静贞等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性运动会,拿了很多冠军。东特女一中的“五虎将”一时间闻名全国。学校还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成立了美术小组、体育小组等,培养学生各方面的兴趣。
  东特女一中分别对初中部和高中部的学生进行全校统一编班。进校后,乃莹被分在初中四班,主学课程是英语。她留给同学的印象是中等身材,圆圆的大脸盘,浓密的黑发编成两个粗大的辫子,垂得她仰着脸,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表情很沉静,平时不太爱说话。她和沈玉贤都被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不久,她们和坐在第一排的南方姑娘徐淑娟(后改名徐薇)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
  乃莹自幼喜欢绘画,中学阶段更是醉心于此。东特女一中能聘请到高仰山这样的青年才俊是学生们的幸事。这位日后名满北满的著名画家给了乃莹非常深刻的影响。当时,她并不是沈玉贤、王丽颖她们那个学生美术小组的成员。一次,她在校园写生时被高老师偶然发现,便将她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之一。高仰山在上海美专受过严格而系统的绘画教育,教授学生非常认真系统,所讲授的素描、色彩、透视等技法,引起同学们的强烈兴趣。每逢节假日,高仰山还带着学生,背上画夹和准备好的食物在松花江两岸写生。他从上海带来的浓郁艺术气息,强烈地感染着乃莹和她的同学们。在他的培养下,乃莹进一步发现了自己的绘画天分,强烈憧憬着日后能够成为一名画家。
  1930年夏,毕业前夕,高老师布置了一次静物绘画作业。他在教室里设计了好几组静物,同学们纷纷选择自己喜爱的题材,寻找最佳角度,占据有利位置开始作画。唯独乃莹对老师所摆放的静物不感兴趣,跑到教室外边向老更夫借了一支黑杆短烟袋和一个黑布的烟袋荷包,并搬来一块灰褐色的石头,将烟袋、烟荷包放在石头边上,然后开始专心作画。有同学问:这是什么意思?她回答说:“劳动者干活累了,坐下来抽袋烟休息一会儿。”高仰山看了画,起名“劳动者的恩物”。乃莹很是满意,说老师和她想到了一块儿。这幅画在初中生毕业绘画展览上十分引人注目。
  给乃莹以深刻影响的还有国文老师王荫芬。王老师是鲁迅作品的爱好者,常常在课堂上讲授鲁迅杂文。当时,学生阅读和作文都用文言,但王老师开风气之先将白话文带进课堂。在其指引下,乃莹大量阅读了鲁迅、茅盾、郁达夫、郭沫若等新文学名家,还有莎士比亚、歌德等外国文豪的作品。乃莹不仅爱看新文学作品,不时也写点散文、诗歌在校刊或黑板报上发表。1930年初夏,学校组织了吉林之游,对于这些大多没有出过哈尔滨的女生们来说,这是非常新鲜的经验。乃莹默默观察同学们在游览中兴奋而愉快的争执,回来在校刊上发表了《吉林之游》组诗,署名“悄吟”。关于这个笔名,她解释说“悄吟”,就是“悄悄地吟咏嘛”。
  1928年6月,日本军方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又趁张学良立足未稳,提出在东北强修“五路”。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各大中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在东北强修五路。11月9日,哈尔滨大中小学罢课,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这就是哈尔滨历史上的“一一·九”运动。乃莹非常踊跃地参加了这次活动。游行给了她非常新鲜刺激的经验,也让她接触到其他学校的一些优秀男生。十年后,在散文《一条路底完成》中,她不无幽默地写道,在游行中“凡是我看到的东西,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无论马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经落了叶子的街树。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了”。
  游行的人们找不到具体的打倒对象发泄内心的愤怒,如果遇到一个穿和服的日本女子,便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即改为“就打倒你”。警察出来阻拦,口号又变成了“打倒警察”。乃莹感到这场斗争到后来比刚开始更有趣味:“在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我绝对没有见过,但是警察我是见过的。于是我就嚷着‘打倒警察!打倒警察!’”。示威游行最终遭到滨江县警察的镇压,开枪打伤240多人。惨案发生后,学生包围了滨江道尹公署,哈尔滨各界纷纷支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东北边防长官张学良不得不惩罚肇事者,并派代表慰问受伤学生。
  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控制东北政权的奉系军阀与当时的苏联政府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结果以东北军的惨败告终。是年夏,张学良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东北各地掀起反苏、反共浪潮,并以搜捕共产党员为名检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限制苏联人员的活动。且以反对苏联侵略的名义,欺骗青年学生举行“佩花大会”。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她同样非常兴奋,根据去年“一一·九”的经验,“感觉到又是光荣的任务降落到我的头上来”。但随即感到街上的行人对这件事似乎并不很热心。她的积极性无限高涨,将同行伙伴远远丢在后边,并觉得仅仅“打倒苏联”的口号还十分不够,想要添上“帝国主义”。但学联发下来的口号却只有“打倒苏联”,这让单纯的姑娘很是不解:既然苏联不是帝国主义,为什么就应该打呢?关于苏联,她实在没有什么了解,除了亲眼见到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被检查,再就是继母每每与家里的老厨子在厨房里密谋换点纸卢布。
  “佩花大会”让乃莹觉得自己无论多么卖力,还是感到“没有中心思想”。
  1930年夏,临近毕业,老师非常关心同学们的去向,有的升入本校高中,有的去外地继续读书,有的回外县。当英语老师马梦熊问张乃莹下一步的去向时,得到的回答是:“我要去北京读高中”。马老师听后立即警告说:“我可告诉你,你的性格跟别人不一样,你可要特别注意!”而去北京读高中,只是乃莹一个人的想法,家人却要以一场预期已久的婚姻终结她的少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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